这一百年来“爱恨交加”的江浙沪经济格局原来是这样演变的

来源:浙江日报 发布时间:2017-04-10 作者:卓勇良 阅读数:175次


浙江对上海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。上海是浙江企业的催生婆,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,上海给浙江企业提供了市场、技术、信息等必不可少的要素,降低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。如果没有大上海,浙江甚至不可能走上现在这样的发展路子。

 然而,上海至今仍对浙江具有强大的极化作用,吸引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和资本,对浙江的部分产业形成强大的竞争性压力。在强大的上海面前,浙江人几乎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无奈感。

 历史地看,哪怕是上海这种强大的极化作用,对浙江长远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。

浙江人赴上海异地上市

新中国成立以前,浙江人和浙江资本主要是在上海发展,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“异地上市”的模式。

 这导致浙江在新中国建立以前,工业基础非常薄弱;导致浙江在新中国建立以后,国有企业很少;也导致浙江在改革开放时期,没有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路径依赖。

 进一步看,浙江与上海的种种密切关系,有利于冲破计划经济约束,促进非国有企业发展。到了1990年代,浙江在得国企改革方面的包袱较轻,能集中精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。得益于这种“异地上市”模式,浙江日后制度变迁进展比较顺利,形成了“歪打正着”、“因祸得福”的制度变迁效应。

 上海是公认的移民城市。上海开埠以前,就有不少宁波人去上海谋生、经商。开埠以后,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贸易、金融、工业中心,形成了优越的创业环境,进一步吸引了大批宁波人,尤其是商人,纷纷前往宁波开辟市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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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图: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宁波商人虞洽卿)

蜂拥而去上海的宁波人,既有从事传统商业、新式商业的人,也有投资近代工业的。他们与原先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相结合,逐渐渗透到上海工商业的各个领域。许多下层老百姓到上海谋生,或是在中外资企业做工;或是“学生意”,给自己的宁波同乡打工;亦有为数不少的宁波人充任海员、水手。

一些人由此一步步地积累起巨额资产,进入上层社会。19世纪后期,宁波人在总数上超过广东人,成为上海外来居民中最大的移民群体。20世纪20年代末期,宁波人在上海有40万人,占当时上海人口的15%1948年,宁波人在上海达到100万左右,占当时上海人口的20%多。

 浙江人甚至还一度把持上海金融业,大量资金流向上海。“浙江财团”在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1921年上海的69家钱庄中,宁波人所开的有16家。1932年,上海南北两市汇划钱庄共72家,其中宁波人经理、投资的有17家。

江苏人致力于发展本地制造业

就在浙江人和浙江资本走“异地上市”之路的时候,江苏人和江苏资本踏踏实实地在当地发展制造业,形成了与浙江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子。

 在中国近代史上,江苏人具有在本地经营制造业的传统,这与浙江人在上海经营金融业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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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本地最早的现代企业创办于无锡,比宁波晚12年,但很快就后来居上。张骞1895年在南京受命于张之洞,但由于筹不到足够的投资,至1899年才开办大生纱厂,筹备期长达5个年头。大生纱厂创办后,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益,19051907年,付给股东红利达8090%,江苏士大夫们的资金被从传统投资上吸引了过来。

 当然,上海对江苏也有较强的极化效应。20世纪初期,江苏一批最有名的实业家,也纷纷到上海办厂,经营实业。荣宗敬于1912年去上海开办福新面粉厂,随后又在上海创办纺织厂,到1921年,在上海成立茂新、福新、申新总公司。但比较而言,江苏人主要还是以在本地办实业为主。

 浙江现代工业大大落后于江苏。19041908年,浙江注册的企业数仅15家,只有江苏的1/5强。1947年,根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统计处的资料,浙江工厂数340家,工厂资本60亿元,仅占当时全国的2.9%2.7%,远远低于浙江人口占全国的比重。1947年,浙江工厂数只有江苏的1/2弱,工厂资本只有江苏的1/6。浙江工业与江苏相比,已经差距悬殊,不可同日而语。

改革开放后的重新洗牌

1978年,浙江已经下降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省份。浙江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地位,1953年为第10位,1978年下跌到第14位。

 当然,浙江也是值得庆幸的,没有因此而形成对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路径依赖。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,浙江国有工业总产值仅为82.5亿元,不到全国的1/40,列各省份第18位,难以支撑和带动全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。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,杭嘉湖和宁绍一带还能依靠有限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发展当地经济,而在温州、台州一带,老百姓只能依靠他们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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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这种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,到改革开放以后,形成市场化进程优势。对于江苏来说,则形成了集体经济的路径依赖,较好的工业基础反而成为成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拖累。历史发展的轮回变化,确实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。

 江苏则形成了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的“苏南模式”的路径依赖。1978年,江苏国有工业产值居上海和辽宁之后,居全国第三位,总产值207.5亿元,占全国的6.2%,是浙江国有工业的2.5倍。江苏集体工业产值130.1亿元,居全国第一位,是浙江集体工业的2.4倍。江苏工业主要集中在苏南一带,这些原有的工业基础促使江苏走上了以集体工业为主的发展路子。而这一状况显然也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前半期,江苏人和江苏资本主要在当地发展制造业的历史有紧密关系。

 上海对于浙江强大的极化作用,造就了一个国有和集体工业都较弱的浙江。另一方面,由于本地经济很弱,民间福利水平很低,激发了浙江人的创业冲动,加快了浙江的市场经济进程。进一步来看,一个强大的上海在吸引浙江资源的同时,也对浙江经济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,这在改革开放以后尤为显著。

 如果说上海是一个老师,则浙江应该是这个老师的优等生。随着浙江的成长,浙江与上海的关系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。浙沪两地在新的历史时期,互有需求,互为依托,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佳“黄金搭档”。

 

(作者系浙江省信息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