浙江对上海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。上海是浙江企业的催生婆，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，上海给浙江企业提供了市场、技术、信息等必不可少的要素，降低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。如果没有大上海，浙江甚至不可能走上现在这样的发展路子。
然而，上海至今仍对浙江具有强大的极化作用，吸引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和资本，对浙江的部分产业形成强大的竞争性压力。在强大的上海面前，浙江人几乎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无奈感。
历史地看，哪怕是上海这种强大的极化作用，对浙江长远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。
浙江人赴上海“异地上市”
新中国成立以前，浙江人和浙江资本主要是在上海发展，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“异地上市”的模式。
这导致浙江在新中国建立以前，工业基础非常薄弱；导致浙江在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国有企业很少；也导致浙江在改革开放时期，没有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路径依赖。
进一步看，浙江与上海的种种密切关系，有利于冲破计划经济约束，促进非国有企业发展。到了1990年代，浙江在得国企改革方面的包袱较轻，能集中精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。得益于这种“异地上市”模式，浙江日后制度变迁进展比较顺利，形成了“歪打正着”、“因祸得福”的制度变迁效应。
上海是公认的**城市。上海开埠以前，就有不少宁波人去上海谋生、经商。开埠以后，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贸易、金融、工业中心，形成了优越的创业环境，进一步吸引了大批宁波人，尤其是商人，纷纷前往宁波开辟市场。
（上图：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宁波商人虞洽卿）
蜂拥而去上海的宁波人，既有从事传统商业、新式商业的人，也有投资近代工业的。他们与原先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相结合，逐渐渗透到上海工商业的各个领域。许多下层老百姓到上海谋生，或是在中外资企业做工；或是“学生意”，给自己的宁波同乡打工；亦有为数不少的宁波人充任海员、水手。
一些人由此一步步地积累起巨额资产，进入上层社会。到19世纪后期，宁波人在总数上超过广东人，成为上海外来居民中最大的**群体。20世纪20年代末期，宁波人在上海有40万人，占当时上海人口的15%。1948年，宁波人在上海达到100万左右，占当时上海人口的20%多。
浙江人甚至还一度把持上海金融业，大量资金流向上海。“浙江财团”在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1921年上海的69家钱庄中，宁波人所开的有16家。1932年，上海南北两市汇划钱庄共72家，其中宁波人经理、投资的有17家。
江苏人致力于发展本地制造业
就在浙江人和浙江资本走“异地上市”之路的时候，江苏人和江苏资本踏踏实实地在当地发展制造业，形成了与浙江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子。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江苏人具有在本地经营制造业的传统，这与浙江人在上海经营金融业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江苏本地最早的现代企业创办于无锡，比宁波晚12年，但很快就后来居上。张骞1895年在南京受命于张之洞，但由于筹不到足够的投资，至1899年才开办大生纱厂，筹备期长达5个年头。大生纱厂创办后，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益，1905－1907年，付给股东红利达80－90%，江苏士大夫们的资金被从传统投资上吸引了过来。
当然，上海对江苏也有较强的极化效应。20世纪初期，江苏一批最有名的实业家，也纷纷到上海办厂，经营实业。荣宗敬于1912年去上海开办福新面粉厂，随后又在上海创办纺织厂，到1921年，在上海成立茂新、福新、申新总公司。但比较而言，江苏人主要还是以在本地办实业为主。
浙江现代工业大大落后于江苏。1904－1908年，浙江注册的企业数仅15家，只有江苏的1/5强。1947年，根据***政府经济部统计处的资料，浙江工厂数340家，工厂资本60亿元，仅占当时全国的2.9%和2.7%，远远低于浙江人口占全国的比重。1947年，浙江工厂数只有江苏的1/2弱，工厂资本只有江苏的1/6。浙江工业与江苏相比，已经差距悬殊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改革开放后的重新洗牌
1978年，浙江已经下降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省份。浙江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地位，1953年为第10位，1978年下跌到第14位。
当然，浙江也是值得庆幸的，没有因此而形成对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路径依赖。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，浙江国有工业总产值仅为82.5亿元，不到全国的1/40，列各省份第18位，难以支撑和带动全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。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杭嘉湖和宁绍一带还能依靠有限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发展当地经济，而在温州、台州一带，老百姓只能依靠他们自己。
浙江这种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，到改革开放以后，形成市场化进程优势。对于江苏来说，则形成了集体经济的路径依赖，较好的工业基础反而成为成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拖累。历史发展的轮回变化，确实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。
江苏则形成了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的“苏南模式”的路径依赖。1978年，江苏国有工业产值居上海和辽宁之后，居全国第三位，总产值207.5亿元，占全国的6.2%，是浙江国有工业的2.5倍。江苏集体工业产值130.1亿元，居全国第一位，是浙江集体工业的2.4倍。江苏工业主要集中在苏南一带，这些原有的工业基础促使江苏走上了以集体工业为主的发展路子。而这一状况显然也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前半期，江苏人和江苏资本主要在当地发展制造业的历史有紧密关系。
上海对于浙江强大的极化作用，造就了一个国有和集体工业都较弱的浙江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本地经济很弱，民间福利水平很低，激发了浙江人的创业冲动，加快了浙江的市场经济进程。进一步来看，一个强大的上海在吸引浙江资源的同时，也对浙江经济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，这在改革开放以后尤为显著。
如果说上海是一个老师，则浙江应该是这个老师的优等生。随着浙江的成长，浙江与上海的关系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。浙沪两地在新的历史时期，互有需求，互为依托，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佳“黄金搭档”。
（作者系浙江省信息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）
